阮啸仙同志是最早一批党员，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党内著名的农民革命家，本身又是中央执行委员，北方局组织部长、巡视员，他一点头，刘荣福虽然有些不甘心，但也只能同意。
而华平同志这时候，几乎是悄悄地长出了一口气，这位负责兵运的军委书记，虽然是老资格的党员，虽然在莫斯科东大学习过，虽然在中央军委工作过，但不知道为什么，对于现在这种时刻处在白色恐怖当中，整天东躲西藏的日子，他已经有些厌倦了。
如果能够乘机离开北平，下乡躲一段时间，等局势稳定下来，再返回北平，也是好事，还是偏僻的地方更安全一些……
三人组同意之后，这件事就定了下来，然后彭国正就开始和这几位同志商量哪些同志需要转移，要说起来北平这边问题要少一些，也是运气，一月份河北省委班子重建之后，就和非委那帮人不断争斗。
党内不团结的结果就是大家一起玩完，目前的天津市地下党的工作非常艰难，除了一些基层干部，可能没事以外，其他的同志基本完蛋，要不是天津问题这么严重，省委也不会搬到北平。
但也正是如此，被捕的那些同志基本上都在天津，对北平不是太熟悉，所以北平这边需要转移的人，不是很多，主要是中高级干部。
彭国正长出了一口气，现在的形势比想象得要好不少，原来他都做好了北平也被一锅端的准备，毕竟国民党的宪兵第三团就在北平。
不过这个时候刘荣福同志比较委婉得说话了，北平的情况不是很严重，还是可以继续斗争的，谷书记基于同志们的安全考虑，我们可以理解，但他毕竟刚刚过来，换句话说，可能不了解情况。
不过刘荣福刚刚说完，华平就摇头反对，当然华平也有足够的理由，现在确实是搞兵运的大好时机，尤其是山西，我们的兵运取得了很大的效果，驻平定地区西北军一部正在准备起义，别人他不清楚，他这个军委书记去山西很有必要。
事实上，刘荣福和华平的分歧还有工作上的原因，刘荣福负责工运这一块，他必须留在城市发展，他下乡都不知道干什么，情况也不是很熟悉。
看到两人有些分歧，彭国正连忙告诉他们，中央对北方局有明确的指示，现在北方工作重中之重就是乘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尽快组建北方红军，并建立北方苏维埃政权。
过来前，谷雨交代的非常清楚，不管北平这边有没有被破坏，中高级干部必须全部转移。
安全的考虑只是一方面，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干革命哪有怕死的；还有一点就是河北省委这段时间内斗太厉害了，天津那边因为内斗彻底完蛋了，那么北平这边呢？
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党内路线斗争和宗派斗争搞在一起，一时半会也分不清楚谁是谁非，要是继续扯皮，搞不好又要捅出大篓子。
干脆把中高级干部全部赶到外地去，然后--在工作中鉴定，这比盲目的批斗哪一位同志要好得多；再加上谷彭两人也需要乘机把革命的焦点放在兵运和农运上，高级干部下放，自然就会带动一大批干部跟着下放，这样就顺利得达到了目的。
当然了，理由也是现成的，就是华平所说的山西兵运。
这件事要从去年说起，中原大战之后，常凯申和张学良这对结拜兄弟获得了胜利，常凯申控制了中原地区，而张学良控制了平津和河北一带。
但是战后失败的一方阎老西和冯玉祥日子就不太好过了，阎锡山被老常逼到了大连，获得了日本人的保护，连老家都回不去；冯玉祥更惨，成了光杆司令，手下的西北军四分五裂，彻底变成了没娘养的孩子。
战后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改编，躲在了山西东南部，这就是后来的29军宋哲元部，张学良就给了五十万元，然后就撒手不管了。
29军在阎锡山的老根据地寄人篱下，自然是吃不饱，穿不暖，惨不忍睹；除了29军以外，还有东陵大盗孙殿英部，以及高桂滋部，在加上老西自己的部队，此时的山西有几十万各路军阀部队。
（这里说一句，有一位哥们说乘着中原大战，在山西发展出几万红军，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众所周知，西北军的战斗力有目共睹，即便晋军差一点，但晋北也有傅作义这样的一代名将。
发展初期的红军绝对抗不过十几万丧家之犬对地盘的渴望，所以三十年代初的山西河北闹红色革命，难度相当大，红24军一千多人，之所以失败，除了起义初期立足未稳，搞得声势太大，自身比较幼稚以外，在山西待不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敌人比想象得要强大的多。
去年北方局盲目追随李立三路线，搞大规模的暴动，虽然捅了不少篓子，但也有不少成果，比如北方局的兵运工作相当出色。
尤其是对西北军的渗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比如对高桂滋部，山西地下党就控制了将近一个团的力量；又比如冯玉祥最后那么一股力量汾阳军校，也被山西地下党渗透，甚至已经基本完成了控制，另外通过工运，我党也在山西的煤矿工人那里有些不小的影响力。
谷雨上任之前，周恩来同志跟他谈话交代工作时，就提到了山西的兵运，他认为山西完全有能力发展出一只北方红军，谷雨虽然有些不以为然，但他并没有反驳，毕竟纸面力量确实不错。
再说了，把核心力量放在兵运和农运上，总比在城市盲目的搞工运要好得多，就算这些起义部队失败了，也可以锻炼出不少干部，活下来的同志都是见过血的，未来可以发挥不少作用。
而且就算失败了，残余的力量也可以往晋西北和陕北转移，谷雨盯着这两块地方已经很久了，只要游击队能够站住脚，对他接下来的方案，帮助非常大；就算站不住脚，也会加强北方的工作。
谷雨上任之后，按照中央交代，自然非常重视山西的兵运和农运问题，他和贺国正交代时，就提到了这一点，如果找到了河北省委的高级干部，就让他们立刻去山西发展，吕梁山和太行山回旋余地都比较大，可以支持很长时间。
所以贺国正告诉在座的干部，中央认为，山西革命的机会已经相当成熟，有必早日在山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并组建红24军，所以山西省委和各地方干部，必须得到加强，你们先过去，然后等待北方局的进一步指示。
这下子，根本没办法争论了，这可是中央的指示，三人组再次表示服从指示之后，阮啸仙同志想了想说道，“我们要去山西发展，必须有更多熟悉山西的同志。
顺位省军委常委薄一波同志是山西的老革命，过去两年先后组织了好几次兵暴，经验丰富，他虽然与被捕的同志不熟悉，但也不能留在北平。”
贺国正点头，表示认可，几人商量了一番，决定由谷雨的同学，刚刚从满洲调过来，正在铁总担任领导工作的马星荣同志兼任临时北平市委书记，然后会议上又讨论了几位市委委员的安排，全部使用原省委不熟悉的干部，这样暴露的风险要小很多。
至于天津的安排，天津市地下党被破坏很严重，虽然安排了李兴唐同志担任临时天津市委书记，但天津的工作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至于北方局总部在哪里，几位同志认为还是北平比较合适，不过贺国正知道，谷雨既然找到了段祺瑞作为靠山，短时间内不可能离开，只不过这件事也不方便告诉几位同志，所以只能告诉他们，谷雨目前的安全肯定没有问题。
既然贺国正都这么说了，三人组也无话可说，事实上，阮啸仙同志等人多少也明白一些谷雨的小算盘，他的资历不够，必须把这些老资历的同志请走，这样他可以首先实现河北省委和平津地区的控制，冒险留在天津，也许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不过谷雨的做法，大家也不怎么讨厌，山西革命机会比较成熟，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加强山西工作符合所有人的意愿，谁不愿意早日在北方建立苏维埃政权呢，即便职务上吃点亏，也算不得什么。
所以即便谷雨有些小算盘，大家也都能接受，北平的工作谈好之后，贺国正又在北平盘桓了两日，与河北临时省委的同志谈话，然后返回天津报告。
终于与河北省委联系上了，所有人都兴奋不已，当然更兴奋的是谷雨终于拿到了北方局诸多干部的档案材料和重要干部的联络方式，不再是光杆司令了。
根据这些最新的联络方式，到了次日，北方局终于联络上了天津残余的党组织，并与李兴唐同志接上了头；谷雨也终于见到了何建周同志，老何虽然被取消了处分，但职务还是很一般，主要是天津基层搞工运，他对外的身份是印刷厂经理，在这一**抓捕中，运气很好，并没有暴露。
时隔半年多一点，谷雨是北方局书记，而老何的党内职务微不足道，不过这不要紧，谷雨现在非常需要他，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一，没理由不提拔。
另外，李润民第一次联系唐山市委并没有成功，等到贺国正回来后，他拿到了新的接头方式，第二次前往唐山，也终于联络上了唐山市委，并组建了以他为市委书记的临时唐山市委，这样一来，北方局就可以开展工作了。
接下来自然就需要联络中央，汇报一下北方局的情况，当然首先确定的是北方局的领导核心，并向上汇报。
谷雨把所有同志的档案看了一遍，然后就有了想法。
在会议上，谷雨提出了向中央汇报的人事方案，“既然北方局的重点在山西，那么山西特委的力量需要得到加强，有必要重组山西省委，阮啸仙同志以北方局常委、组织部长的身份兼任山西省委书记。
原山西特委书记阴凯卿同志是山西本地人，熟悉情况，改任北方局委员、山西省委组织部长。”
这也是肯定的，阮啸仙同志是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北方局二把手，他去了山西一定是省委书记，他的资历、地位和能力都摆在那里，阴凯卿同志自然只能让位。
“为了迎接北方革命高潮的到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组建红24军，山西省委有必要组建最高三人团，一旦无法和中央、北方局及时联系，阮啸仙、华平和阴凯卿三位同志负总责，三人投票决定山西省委接下来的一切工作！”
微微顿了顿，谷雨想了想说道，“一旦红色根据地组建，三人团最好前往根据地开展工作，我们必须尽快在北方建立一块巩固的根据地，阮啸仙同志对农村工作比较熟悉，一定要发挥他的特长。”
谷雨接着说道，“鉴于啸仙同志的精力要放在山西，北方局的组织工作，可以由何建周同志暂时代理，建周同志为北方局委员兼任代理组织部长。
北方局的宣传工作，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同志之前，暂时由我兼任，贺国正同志担任北方局宣传部秘书，代理工作。
北方局军委书记，继续由华平同志担任，同时兼任北方局常委，刘荣福同志，继续负责北方局职运工作，同时兼任北方局常委，他先在山西做一做工运的指导工作，等形势稳定了，再返回天津。
马星荣同志，以北方局常委的身份，继续负责铁总工作，并兼任北平市委书记。
天津代理书记李兴唐同志，唐山代理书记李润民同志，两位同志转正，并兼任北方局委员，原山西组织部长刘天章同志对陕西情况比较了解，改任北方局巡视员，前往陕西巡视，北方局需要搞清楚这两年陕西为什么多次兵暴失败，原因在哪里，我们不能只看省委的一面之词。
在华平同志前往山西指导兵运工作期间，北方局军委书记的职务由薄一波同志代理；薄一波同志同时兼任北方局委员。
薄一波同志不要去山西了，到天津来吧，北方局也需要一个熟悉山西的同志，要不然没办法指导山西的革命！”
根据谷雨这个安排，北方局的领导班子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就是谷雨再加上原来临时河北省委的四位同志阮啸仙、刘荣福、华平、马星荣，五个人为常委。
但事实上，阮啸仙、华平、刘荣福三人都在山西工作，马星荣又在北平，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来天津，这样一来，北方局常委会自然开不起来。
所以谷雨又找了几个人代理他们的工作，何建周、薄一波、李兴唐、贺国正四人，分别负责组织、军委、天津市委、宣传，他们也都是北方局委员，这样一来，谷雨相当于重建了新的北方局领导班子，而这个新班子他绝对指挥得动。
贺国正、何建周、李润民是一起共过患难的战友，谷雨了解他们，也愿意使用他们，老贺没办法，不方便提拔，其他两人自然要乘机提拔，常委现在不合适，给个委员还是可以的。
薄一波自然是因为谷雨知道他未来的影响力，所以变相提拔他，纳入到自己的班子当中，谷雨希望有他的寿命，长命百岁在别人那里是恭贺，在他那里可是事实呀！
至于李兴唐，谷雨事实上也不熟悉，不过他的本名谷雨有印象，那必然是厉害人物，再加上他是临时河北省委推荐的天津市委书记，他也没有必要换人，这个人先用着，看看水平如何，不行再换，按照惯例，也要给一个北方局委员的职务。
而在这个过程中，刘荣福事实上被谷雨打压了，他以北方局常委的身份去了山西，却不是三人团成员，实际地位下降；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谷雨嫌恶他还想留在城市搞工运，我偏偏把你赶到山西，又不给你权力，你什么时候回来，还要听我的安排，说白了，就是把他搁置起来了。
这个过程中，谷雨确实使用了政治手腕，但他不得不这么做，非如此，他不能有效的控制北方局，自然就没办法按照自己的思路领导北方局的工作。
另外他这番操作，也是为了工作，现在他的当务之急，是尽可能获得山西革命的成功，他把山西的工作完全托付给阮啸仙等经验丰富的领导同志，设立最高三人团，就是让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发展，大胆的干。
谷雨记忆中并没有红24军的历史，他知道大概率是失败了，但是这场兵暴是中央安排的，谷雨必须执行；要想成功，他只能尽最大可能给红24军加强领导力量。
阮啸仙是农民运动的领袖，搞过兵暴农运，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他来负责这一块的工作，总比其他同志要强，或许有那么一丝丝机会成功；就算不成功，起义部队有着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指导，也会少犯不少错误，也许可以保住更多的同志。
当然了，这里面也不乏谷雨的私心，他硬生生留下了薄一波同志，就是怕他出事呀，谁让老侯能力强是出了名的，要是他半路上出了事，谷雨还不得心疼死！
